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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11. 中国教会史（ 1）唐朝-清末
思考问题
1. 如果有人对你说基督教是洋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你会如何回应？
大纲
- 唐朝大秦景教
- 元朝也里可温教
- 明清天主教
- 马礼逊
- 戴德生
- 不平等条约与宣教士
一、 基督教第一度来华- 大秦（罗马）景教
1. 最早将福音传来中国的，是「聂斯托流派」的基督徒。当时约为南北朝的北魏时代(六世纪初)，到了唐朝达到巅峰，被称为「景教」。聂斯托流是428-431年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反对过度强调基督的神性。他认为基督的神、人二性相连，非相融为一，马利亚也不能被称为「上帝的母亲」。他被抨击为主张基督拥有两个位格，遭「以弗所大公会议」定为异端，但后世获得平反。其跟随者被称为「聂斯托流派」，就是今日的「东方亚述教会」。
2. 唐朝贞观年间，传教士阿罗本将景教传入中国。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在长安城中建寺一所，并允许阿罗本传教。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显示，太宗在长安城为景教建寺后，高宗李治又继续在各州建立景寺，乃至有碑文所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传道人也有数十人。自此，景教在唐朝顺利发展了200多年，直到845年唐武宗禁佛教。在此期间，景教受到多位皇帝的特别待遇，许多大臣如房玄龄、高力士、郭子仪等皆奉命招待，与景教发生密切关系。后人认为房玄龄和郭子仪很可能是景教徒。
景教在中国演化时，大量融合佛教概念，例如《四福音》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可是摩距辞法王、约翰为瑜罕难法王。此外，教堂叫作「伽蓝」(或「寺」)、教士叫作「比丘」(或僧)、大主教叫「大法王」。上帝耶和华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照道教术语，以「天尊」称之；耶稣则以弥赛亚的称号，唤作「皇子弥施诃」 。
唐武宗灭佛时，景教也受波及，从此衰微。
藏经洞(位于敦煌莫高窟内)所出唐朝景教「基督像」绢画残片复原图，具有佛教色彩
3. 杜甫与景教：杜甫的诗《赠花卿》描写他听完景教赞美诗歌之后对诗歌的感慨，也是和景教信徒交往的纪录。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4. 吕洞宾与景教：一般认为，吕洞宾的原型，就是吕岩（吕秀岩），大约是中唐时代的人，他是大秦景教
流行中国碑的撰文者。道教《太上敕演救劫证道经咒》是道教经典《吕祖全书》中的一篇赞颂，吕祖即为吕岩。近千年以来将其中的四段灵章视作以梵语书写而成的「咒语」，近年来古叙利亚文的学者认出内容其实是景教的赞美圣诗。
原文
大慈悲，救苦难，唵哪唎啰哞哆嘛娑诃！
大慈悲，救苦难，唵吗唎哆都堵囉娑诃！
大慈悲，救苦难，唵㖿哩哞苏唎哆陀密娑诃！
译文
诚哉，基督(弥赛亚)是从诸天降临者！
诚哉，神圣主宰护佑此耶稣！
诚哉，让我们高举赞美基督(弥赛亚)的形象！
二、 基督教第二度来华- 元朝也里可温教
1. 也里可温是蒙古语，即希伯来文「上帝」(Elohim)的转音。换言之，也里可温就是「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的意思，这是元朝蒙古人对基督徒的总称。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包括了聂斯脱略派的景教、及罗马天主教。十三世纪时，欧洲十字军东征中亚，适逢蒙古大军西征中亚，在「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的想法下，以及唐代景教流传下来关于中国的资料的鼓励，罗马教廷于1245年至1253年间向蒙古派出道明会及方济会宣教士作联络工作。1254年，方济会宣教士吕柏克到达上都进行宣教，但未能成功。
2. 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委托两位来华经商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返回欧洲时向罗马教廷提议派遣一百名宣教士和科学家前往中国，然而最后只有几名宣教士和商人自愿前往，但他们在途中遭遇战争，宣教士折返，只有意大利商 人到了中国，其中一个商人的儿子马可波罗根据途中见闻写了 一本书，就是”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
3. 1289年，教廷再派方济各会宣教士孟德高维诺前往东方各汗廷。1293年，孟德高维诺到达元大都拜见忽必烈，并获准在大都宣教，由是开始了元代基督教在华传教之历史，他在大都建造三座教堂，1305年曾为6000人施洗。1328年，孟德高维诺死于中国，当时全中国内有信徒三万人，可见其盛况。
4. 也里可温教的信徒大多来自高加索的阿兰人(元朝称色目人)，他们随同蒙古人入主中国，在朝廷担任要职，使得元朝的皇帝对他们多所恩待，除大量捐助外，也允准向佛教徒传教。但因蒙古人与汉人甚为对立，统治阶层的信仰不能广泛地吸引汉人，因此基督教信仰未能植根中国。
三、 基督教第三度来华- 明清天主教
1. 最早来华的天主教宣教士，是1583年(明神宗万历11年)抵华的耶稣会宣教士利玛窦。他花了十年的时间学中文，通晓中国经典，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除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带领中国官员信主，如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瞿式耜等，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利玛窦
2. 面对着改教运动所造成教义及信仰上的严重冲击，天主教在十六世纪成立的耶稣会来进行改革。耶稣会除了奖励学术研究，积极对抗当时反对天主教会的抗议宗之外，又积极发展海外宣教工作。耶稣会创办人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的跟随者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修会设立才十二年后，已尝试叩开中国的福音大门。1552年，沙勿略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葡萄牙使团想参见明朝皇帝。但使团在马六甲被长官亚戴德扣留。于是他决心独自前往中国，同年8月，他把距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属于台山）作为基地，计划偷渡入境。但是，答应帮助他们偷渡的中国商人反悔，迟迟不来。同年12月3日晨，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岛上，年仅46岁，未能达成进入中国大陆的心愿。
沙勿略
3. 汤若望：1644－ 1662年，是明清两朝交替期。耶稣会士平安地渡过了这一动乱时代，并得到新朝代统治者的重用。年轻的清顺治皇帝，对负责整顿历法的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特别敬重，称呼他为“玛法”（满洲话︰父亲）。顺治帝任用汤若望为第一任钦天监监正，南怀仁为其助理。他们依照天主教教廷理论及西洋天文学制定新历法，主张地圆说，太阳绕地球运转，地球大、太阳小，杨光先对天主教的强烈反感，写《摘谬论》、《辟邪论》等文章加以驳斥，并屡次上疏称汤若望等妄言惑众、意图谋反，必须将天主教信徒“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他表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顺治皇帝英年早逝，年仅八岁的康熙即位，政权掌握在鳌拜等保守大臣手中，他们重视杨光先的意见，交由礼、吏二部会审。康熙四年（1665年），议政王等定谳，判决汤若望“凌迟(肢解)”的酷刑，南怀仁流放。史称“康熙历狱” 。不料，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在朝廷上正式定案宣判之时，忽然发生强烈地震，保守大臣大惊，改判汤若望“监候斩”（死缓）。此后三天，北京地震不断，人们不敢进屋做事睡觉，人心惶恐不安。太皇太后出面，令立即释放汤若望；但同案受牵连的李祖白等五名任职于钦天监的中国官员被冤杀，“历狱”也未平反。次年，汤若望去世。
汤若望
4. 南怀仁：历狱后，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但他自知天文学学识远远不足，于是上疏请辞。结果清廷非但驳回他的辞呈，反将其提升为钦天监监正。1668年，年方十五的康熙皇帝察觉钦天监的历书有误，并将钦天监所进的历书交给南怀仁审订，南怀仁很快就抓准这个机会抨击杨光先。因事关国朝天命，康熙帝亲自处理。他令朝中的大臣会同杨光先、南怀仁等人在紫禁城午门等处测验日影，结果证明南怀仁的预测较准。此后，康熙帝便任命南怀仁治理历法，并恢复了以西法为基础的《时宪历》，传教士以当时欧洲的历法技术融入中国阴阳合历框架的农历也因而流传至今。南怀仁复指控杨光先当年依附鳌拜，援引吴明烜诬告汤若望谋叛，致使李祖白等无辜被戮。结果杨光先被判决处斩，康熙帝以其年老准其罢官还乡，死于途中。
南怀仁
5. 礼仪之争：1700年，中国教会兴旺发达，信徒已达三十万人。耶稣会士了解中国文化，知道孔子不是中国的上帝，孔庙是学者聚会的地方；认为烧香、祭祖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对先人的尊崇和纪念。因此他们主张对中国祭孔和祭祖采取包容态度。道明会和方济会的修士对耶稣会士的这些做法大为不然，于是将此事上报教皇，引起一场“礼仪之争”。争论初期的几位教皇基本上同意耶稣会士的做法，但反对的言论越来越激烈，也就逐渐使后来的教皇改变了立场。1704年，教皇格来孟十一世禁止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活动中的变通办法，同时派多罗主教来中国，希望中国方面对这个文件有所谅解。1705年4月，多罗到达北京，康熙皇帝先是以礼相待，后来见他对自己的意见不肯稍有迁就，就下了逐客令。1706年，康熙皇帝下达一道圣旨，宣布凡传教士必须持有朝廷准许传教的印票，并同意使用中国礼仪，才准传教。耶稣会士将这道圣旨转呈教皇，希望对1704年的文件有所变通，然而教皇格来孟不仅重申1704年的文件有效，而且发布新的指示，强调说凡是不绝对遵守1704年文件规定的人，将被开除教籍。康熙皇帝没有得到教皇让步的任何表示，就于1722年去世。他的继任者雍正皇帝本来就不赞成基督教，后来因其政敌有基督教的背景，对基督教就更加痛恨，于是下令进一步严禁基督教，以至于日后更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做起。
6.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最早来华的更正教宣教士，是1807年(清嘉庆12年)抵华的英国人马礼逊。马礼逊1782年生于英国，15岁时悔改重生。1807年(25岁)被伦敦宣道会按立，差他往中国宣道。那时他祷告：「求神将我置于困难最多，和从人类眼光中看来，最难成功的布道区域中。」他在出发前，先学习中文和一些天文及医学知识，希望效法利玛窦，借此顺利进入中国。1807年(清嘉庆12年)初马礼逊自英国启程前往中国。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伦敦至广州航线，公司为避免得罪禁止基督教的清朝政府，拒载宣教士。马礼逊只好先到纽约，再绕过南美洲到美洲西岸，然后转往广州，全程花了九个月。当纽约船坞公司职员知道他将前往中国宣教，便以轻蔑的口吻对他说：「马礼逊，你以为凭你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中国过去五千年来，对于偶像的崇拜吗？」那时马礼逊回答了一句有名的话：「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他以这样的信心，于1807年9月抵达中国。到了广州，他却不能进行传教，就隐居了一年，苦学中文。那时的中国政府，不准华人教授洋人中文，违者处死，更严禁向华人传福音。英国当局，也拦阻马礼逊传道。当时受聘教授他中文的老师，常身怀毒药，预备一旦被察觉时，即服毒自尽，免得身受酷刑。
1809年马礼逊获聘为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译员，从此才得合法居留。这时马礼逊开始将圣经翻译为中文。1812年(嘉庆17年)清政府再颁禁令：「凡刻印基督教书籍者处死。」因此，马礼逊的译经与刊印工作，是冒极大的危险，必须秘密进行。但1813年中文新约圣经终于出版。1814年，马礼逊和同工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来西亚的麻六甲，设立了一座印刷所，印行了第一份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份杂志介绍西方科学、法律和一些新知，也讲述圣经和教义，让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圣经的教义有些了解。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在麻六甲创办「英华书院」，教育华人青年及儿童，并栽培后进的来华宣教士，是华人的第一所洋学堂。1823年(道光3年)马礼逊所译的新旧约圣经出版，名为《神天圣书》。这是在中国本土出版的第一本中文圣经，以直译的方法翻译，忠于原文，严谨贴切，对后来的译本影响很大。
马礼逊的第一个果子名叫蔡科，成为首先承认主名的华人基督徒。协助印刷圣经的，有一名刻木版的工人，名叫梁发。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顾清廷的禁令，成为最早期信徒之一，后来并作了第一位被按立的华人牧师。马礼逊在华传道27年，只见到10人受洗归主，但每一个果子都是诚实坚贞。1834年(道光14年)，马礼逊病逝于广州，年52岁。三年后，一位宣教士将梁发所写的九万字《劝世良言》，分发给广州考场的考生，其中一位是屡次落第的洪秀全。后来他加以细读，加上异梦，遂发展出一套新的宗教，用来倡导太平天国革命，几乎倾覆了满清。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米怜(William Milne)
《神天圣书》中国本土出版的第一本中文圣经
梁发：第一位被按立的华人牧师
6.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戴德生生于英国，父亲是卫理宗的平信徒宣教师。他年少时一度离弃了父母的基督教信仰， 17岁时读到一本传教小册后，决心归信基督信仰，同年12月决定献身为宣教士，去中国宣教。接着他加入「开放弟兄会」，学习中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也担任医疗助理，开始学习过信心生活。1853年9月，21岁的戴德生受「中国传教会」派遣，前往中国。翌年(咸丰4年)3月抵达上海，当时太平军正和清军在上海激战。不久戴德生决定改穿中国衣服，并蓄起辫子，吃中国饭，表明尊重中国文化，与当地人认同，以减少隔阂，消除冲突。当他把这新观念付诸实践的时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引起相当大的冲击。他在中国待了六年，在上海、汕头、宁波等地传道，并娶了妻。
1860年(28岁)他返回英国休息，并充实医学训练，为期六年。期间他到处传递对中国宣教的负担，并深刻思考宣教的策略和方向。1860年中英签订北京条约，宣教士可以自由到内地传道。但大部份的西方宣教士，仍然集中在沿海地区，中国内地11个省份未有宣教士踏足。
1865年(33岁)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呼召愿意到中国内地的宣教士。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希望中国每一个省份，都至少有一对宣教士驻点。内地会后来成为「信心差会」跟世界内地宣教的榜样。内地会的「信心原则」，就是凭着信心，按照神的呼召，去做要做的工作。经费上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不公开向人募款，而让神感动人来帮助他们的需要。刚成立的内地会对外标榜的是超宗派，十五个传教士中，分别来自浸信会、循道会、长老会、圣公会。在航行中，戴德生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戴德生成立内地会时，在轮船出发之前，他在各地的聚会中，口口声声说内地会没有任何宗派背景，每个宣教士在涉及宗教的特殊教义和原则时，有取舍的自由。在同行的宣教士中，有两位姐妹——玛丽•包耶（Mary Bowyer）和珍•麦克琳（Jane McLean）——原属圣公会，戴德生在兰花号上，说服他们受浸礼，因为他一直以为受滴水礼是无效的，他认为受浸时必须全人浸在水里才有效。但是圣公会施行的是滴水礼。戴德生企图改变圣公会的传统，违背了他先前强调的超宗派立场，这件事引发圣公会宣教士勃然大怒，几乎毁掉了内地会的前途。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戴德生决定在内地会成立了圣公会分部，后来加入内地会的剑桥七杰中，有三位宣教士后来被擢升为圣公会的主教。
1866年(同治5年)，戴德生夫妇带着四个孩子，率领16名宣教士到达中国杭州，以此为基地，迅速扩展到浙江许多城市，特别是南部的温州。之后再扩展到江苏扬州。1868年扬州有人鼓吹驱逐洋教，结果内地会被八千至一万人包围。暴民手拿刀棒，投掷砖块，闯进屋内，抢劫财物，殴打宣教士。有人放火烧屋，墙壁倒塌。戴德生的怀孕妻子，在跳楼逃生时受伤，有人被砖块击中脸部，几乎终身失明。后来英国政府为此派出多艘军舰到镇江港外示威，要求清朝政府惩凶、赔偿，此事件称之为「扬州教案」，整件事是以满清政府公开道歉以及扬州知府被革职结束。事后泰晤士报在社评中抨击中国内地会，说早期的使徒和宣教士从来不依赖军舰和武力去宣扬基督的福音；但内地会竟动用枪炮威胁中国内地的城镇，许多基督徒和至亲好友转而攻击戴德生，并停止对内地会的奉献。
20年后(1885年)，内地会宣教士达到163名，包括著名的「剑桥七杰」，他们的见证激励更多人献身来中国宣教。戴德生经常在欧、美两大洲奔波，招募宣教士。到了1900年，内地会宣教士人数达到800人，占全部新教宣教士的三分之一，成为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宣教差会。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之乱，两万多名中国信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被杀，内地会有58名宣教士和21个孩童殉难。戴德生身在瑞士，听到这些消息，内心忧伤，深受刺激。内地会宣教士虽然横遭残杀，却毫无怨言，不复有往年扬州事件的强烈反应。他们不说一句怨言，更不言及报仇、赔偿之类的事。所有内地会的同工，遵照戴德生的规范，吃苦耐劳，甘冒生命危险，一旦受到迫害，不向母国政府投诉。戴德生去世前(1905年)，内地会的宣教士已增至828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和北欧国家，散布在中国18个省份，北至蒙古，西北到新疆，西南至云南。信而受浸者达2,500人。1939年以前，内地会同工所施浸的人数已达到20万人。
1885年的戴德生
戴德生夫妇带着四个孩子，率领1 6名宣教士到达中国杭州
中间的老人为戴德生
剑桥七杰
7. 中国传教士的工作
•布道：主要形式是街头宣讲、巡回布道和散发传单，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传教士所讲的福音很难打动人心。
•教育：1818年马礼逊开办英华书院； 1875年的中国，共有教会学校八百所，主要是小学，学生有三万人。到了1899年为止，教会学校已发展到1766所，其中已有许多中学，大学也有了五所。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考试，几乎每一间教堂的附近，就必然有一所新式学校，同时也开办女子学校。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13,000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
•医疗：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设立的中式医馆； 1834年，伯驾在广州行医，为基督教在华医疗传教事业的正式开始，他在次年办起的“博济医院”，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医院。到1914年，在中国的教会医院里，有外籍男医生300人，外籍女医生135人，外籍护士112人，华籍医生94人，门诊治疗达213万人，接受住院治疗为12万7000人。
•社会福利机构：1840年德国差会巴陵会在香港开始的孤儿院， 1874年北京穆雷希尔盲人院的建成，1887年登州出现的聋哑学校，1891年圣公会傅特医生在广东北海伦敦会普仁医院中附设麻疯病院，1898年嘉约翰在广州芳村建立疯癫病院。
•出版报刊和书籍：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马礼逊、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s）主编的《万国公报》。该报着重介绍西方的最新知识和思潮，并发表鼓吹现代化和政治体制变革，为当时关心国是、忧心大局的各界人士争相阅读的报纸，张之洞、曾纪泽和光绪皇帝经常阅读该报，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万言书》在此首次发表；基督教的出版机构主要是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广学会，通过编译西书，介绍西学、鼓吹新政，启迪民智，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民国建立三个历史阶段中都有领导思想新潮流的作用。
8. 不平等条约与宣教士
•当基督新教在第十九世纪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挟着工业及科技革命带来的船坚炮利的优势，以压倒性的力量爆破中国的大门。面对着强列的入侵，中国被迫一次又一次地让步，自南京条约始，不断与西方各国缔结多条不平等条约，除了割地赔款、丧失权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性已受到严重的危害。国人所感受的屈辱感和亡国感是可以想像的。
•宣教与不平等条约缔结的关系：
- 宣教士参与了条约的制订；
- 宣教士参与外交事务与日后的中外谈判；
- 宣教士大多肯定列强以武力侵华的作法。
• 1842年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担任英方翻译。中国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五个通商口岸供洋商来华贸易；洋人取得了不受中国司法管辖的特权（领事裁判权）。
• 《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传教士眼科医生伯驾（Peter Parker）担任美国公使顾盛的翻译。准许洋人租赁民房或土地建立医馆、礼拜堂或坟墓，传教士第一次从不平等条约中取得了传教权。
• 1858年英法联军后的《中美天津条约》：传教士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和丁韪良（WAP Martin）担任翻译，第29款为传教保护条款。
• 1858年英法联军后的《中法天津条约》：第九款写道︰ “凡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1860年，法国又强迫中国签订《中法续约》（《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然而，在该条约的法文本中却没有这样的话，是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狄拉玛欺负中国代表不𢤦法文而自己添加。
•教案：凭着传教保护条款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慢慢发现，这些条款并未给他们带来充分的安全保证。这些西方传教士，被中国人视为传统秩序和传统文化的破坏者、毁灭者，因而招致广大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抗拒。民间反基督教的浪潮汹涌澎湃，迄1900年为止，全中国爆发严重民教冲突有400多起，称为”教案”。最大的民教冲突，当数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传教士死亡241人，中国教徒死亡达2万3000多人，教会财产损失无计其数。戴德生领导的中国内地会有58位传教士被杀，事件平息后，中国内地会却拒绝了清朝政府对这些殉道者所作的物质赔偿。庚子拳乱后，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观感有很大的转变。原本八国有瓜分中国的提议，但经传教士积极主张保全中国领土才转危为安。其后山西浸信会以辛丑合约赔款创办「山西大学」，美国亦以赔款开办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
参考资料：圣经简报站；苏文峰「中国教会史」梁家麟「福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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