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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历史12. 中国教会史（ 2）民国之后
思考问题
1. 你曾在中国参加过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吗？可以说出其中的差异吗？
2. 你认识曾经或正在受逼迫的中国基督徒吗？请分享他们的经历。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帮助？
大纲
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与非基运动
四九年后的中国教会
二十世纪中国大复兴
- 宋尚节
- 王明道
- 倪柝声
一、 革命时期
革命运动期间，基督徒及传教学校学生积极支持及投身于运动的行列里，对革命事业贡献甚大。知名者如孙中山、宋查理（宋家三姐妹之父） 、陆皓东、区凤墀、尹文楷、王宠惠、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史坚如、毛文敏、刘锦州等人，都是在兴中会时期，于广州及香港曾为革命事业出过大力者。而实际参与革命的基督徒人数更多，据统计，单在惠州之役中，基督徒的参加者便占30%。其他地区亦有类似的情况。基督徒积极参与革命，主要是受到在华的传教士所影响。晚清部分传教士鼓吹并支持变革的进行。他们的思想透过个别接触及传教学校的课授，传递了给中国信徒。此外，中国信徒及传道人透过西学教育，产生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兴趣及认识。教会学校也成了革命思想酝酿及宣传之地，教堂因为土地受条约保护，成为革命军放置军火的理想地方。
二、 五四运动与基督教
1919年“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李大钊等人都是留学西方或日本的知识份子，深受当时西方科学实证、唯物无神等反传统反基督教思潮的影响。因此，在“五四”运动民族救亡、反帝爱国的思潮中，充斥着反传统、反权威、唯科学、主实证、重物质、轻精神以及反基督教。在“五四”运动时间，西方基督教差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大都不合时宜地以“政教分离”作为理由，不让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表达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这一作法实足以“坐实”民间早已有之的“信了洋教不爱国”、“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流言，引起多数民众对基督教的反感。这种反感。受到某种刺激，就会化为愤怒，形成攻击力量。
三、非基运动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将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招致激进的反基督教人士的强烈不满。上海的一群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并攻击基督教，又通电各大城市，呼吁广大学生行动起来，联手遏止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学生成立“非宗教大同盟”，许多大专院校都发表了非基督教声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大革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再次普遍高涨，教会学校的学潮的高涨，促进了非基运动的再起。反教群众拥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讲演；一部分人涌进教堂捣乱︰破坏礼拜、围攻教士，甚至以飞石掷击教堂，行动非常激烈。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圣约翰大学学生参加非基运动遭学校反对，几百教师学生愤而建立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
1. 对一切宗教(包括儒教、佛教)的批评
–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反理性、反知识的。
–宗教使人逃避现世，只顾来生，因而成为人民的鸦片；减低人民积极面对现实、改变现实的能力。这样往往亦成了统治者麻醉人民的工具。
–宗教在现代社会已无存在的功能，它是过时的产物。
–宗教通常具有高度的排他性，蔽锢人民的思想，使他们拒绝接受新知，因而不能进步。
2. 单针对基督教的批评
–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要将基督教传给中国的国家。
–基督教是伴随着帝国主义来到中国的。
–差会在中国拥有大量学校、医院及种种慈善事业，吸引了广大群众。他们即使不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会因此而有亲英、亲美的思想；最低限度减少了国家精神。
–基督教的排他性尤为厉害，除天主教与更正教势如水火外，不同宗派间也互相攻讦，妨碍了中国人的团结。
四、从抗战开始到内战结束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基督教青年会和上海各教会组成“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救死扶伤，安置难民，分发医药和食品；又成立“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广泛开展慰问将士，征集、输送物资等战区服务工作。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失陷，入城的日军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三十万中国军民被淹没在滔滔血海之中。一些西方传教士义无反顾地坚持留在南京城里，竭力保护遭难的中国民众，并冒着生命危险用实录、摄影等方法记录下日军屠城的铁证。基督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校长魏特琳在校园中收容了数千名中国妇女，使她们免遭日军的强暴；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的威尔逊，是全城唯一未逃走的外科医生，他日日夜夜在手术台前工作，救治了大批的中国难民。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上午，北京等地各英美差会所属教会都被查封。所剩无几的几间教堂都由日本军方派日本牧师前去领导。日本军方为了便于控制，又强迫不同宗派的教会进行合并，结果使教会的数目几近于零。河北一省，只剩下北平、保定和顺德三处教会。沦陷区所有的英美传教士约一千二百人，几乎全部被日本人投入集中营，其中包括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L Stuart）。英美传教士在集中营里饱受煎熬，不少人因条件恶劣、营养缺乏致病，也有人因身体衰竭而失去生命。伦敦会传教士、曾获1924年巴黎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四百米赛跑冠军的吕道牧师（Eric Liddell），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中受迫害后因脑瘤致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教会生活开始全面复苏。在战争中被日本人拘禁的西方传教士绝大多数返回原来的工作场所。中国教会配合抗战胜利的形势，加强了传播福音的力度︰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针对抗战胜利后中国重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发起了“三年奋进运动”；同时，向遥远之地、未得之民传福音的工作积极开展起来，许多基督教青年加入边疆布道的行列。1949年，中国基督教信徒达93万6000人，比抗战前的1936年增长77%；教会比抗战前增长约一倍。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版圣经，仅1946年一年间就分送三百万册。然而，教会这一蓬勃发展的趋势因国内政局的转变而刹车。中国在1949年由共产党执政。从此中国教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五、49年后的中国教会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前的9月，吴耀宗等五位基督教人士应邀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次年5月，政务院（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接见吴耀宗等人，启发他们认识到︰中国基督教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不为人民接受，中国教会必须革新。吴耀宗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撰写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呼吁中国教会拥护共同纲领（代宪法），在政府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新中国奋斗；并要求西方传教士在短期内离开中国。此文于1950年9月发表，并先后征集到四十万名基督徒（约占全国基督徒总人数的一半）的支持签名。当年秋天，全部约六千名西方传教士开始撤离中国。
2. 三自教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场所必须向政府登记，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必须加入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并接受政府的「宗教事务局」的管制与干涉。1950年7月，中国基督新教界的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宣称中国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1951年4月，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各地教会都派代表参加。会后成立了“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吴耀宗以该会主席的身分成为中国教会的领导人。1954年7月28日，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称“三自会”），作为中国基督教“全国领导机构”。
3. 大跃进：三自教会正式成立以后，在加强反帝爱国、革新改组教会、改造教牧人员思想的同时，又指控一些教牧人员和信徒为反革命份子。1955年，北京的王明道被打成反革命被捕，广州的自由传道人林献羔与同工及部份信徒被打成“大马站反革命集团”而被捕。1956年，遍及全国的基督徒聚会处的许多成员被当作“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的首要份子被捕（倪柝声本人于1952年4月已被捕）。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教牧人员都被送进政治学习班。经过学习，几乎所有教牧人员都批判自我，表示愿意接受政府改造，于是政府就安排他们去工厂、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或其他工作。因而教会无人牧养，上海的二百间教会减少了九成，只剩下二十间；北京原有教会六十五间，减少百分之九十四，只剩下四间。
4. 文化大革命：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猛袭神州大地，全国城乡所剩无几的三自教会全部被“红卫兵”冲击摧毁或勒令关闭。在长达十年的社会大动乱中，中国所有的基督教教会和机构都被打翻在地︰教堂被查封，教产被掠夺，圣经和属灵书刊被当作“四旧”（指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旧思想）之物而投于烈火；许多教牧人员和信徒被打成“牛鬼蛇神”而遭到批判、斗争，有的被关进监牢或押送劳改、流放。中国教会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逼迫是教会历史上空前苦难的一章。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现代化”，政府对宗教比较宽容。
5. 改革开放与天安门事件：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后的二十年来中国在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同时也带给中国社会相当大的变化。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使中国百姓产生了信仰危机，转而对福音开放，大批经历文革创伤的人，在国内或国外听到福音后很快地信主。1979-1989年期间，也可以说是开荒布道的十年，虽遭逼迫、压力，福音仍不断拓展。1989年因六四天安门事件，使得当代知识份子对福音开放。原本中国知识份子力求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寻求民主改革，在「六四」之后，中国知识份子不再对体制内的改革抱持幻想，开始思考基督教在西方民主、自由、法治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考虑中国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可能性。
6. 宗教政策收紧： 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后，中共提出“基督教中国化”，开始收紧过去稍微开放的宗教政策，除了加强取缔家庭教会之外，逼迫也扩大到三自教会，大量三自教会教堂顶部的十字架被拆除。据统计，2014到2015年仅浙江省被强拆教堂50多座，拆除十字架1722座；2018年河南省有7000座教会的十字架被强拆。2018年2月1日，中共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允许中国基层政府可以随时查封家庭教会。3月28日，由中共控制的“基督教全国两会”发布《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其核心思想要求基督徒必须坚持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严令宗教神职人员讲道必须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融入信徒的头脑和日常生活。同时，在中国全面停止在网上公开贩售圣经。
六、中国大复兴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其中的领袖人物包括宋尚节、计志文、倪柝声、贾玉铭、王明道等人。他们持保守的神学立场，高举圣经权威，讲道信息生动活泼，富有生命力。他们特别强调个人的重生得救和认罪悔改，注重成圣追求，关注实际生活和道德问题，使教会复兴之火烧遍大江南北。
一九三四年，宋尚节（左）、王载（中）和倪柝声（右）在上海合影
1. 宋尚节
宋尚节(John Sung， 1901-1944年)是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人称他为「中国的卫斯理」。他在二、三十年代的复兴运动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只影响了中国，也遍及台湾和整个东南亚。他激动、强烈的讲道，以及严厉的教导，曾带领千万人归向基督，学者也普遍把中国教会的增长归功于他。
宋尚节的父亲宋学连是福建莆田美以美会（现在称为卫理公会）的牧师。宋尚节很小的时候（小名天恩），就有在晚上或者他父亲生病时候代替讲道的经历。人们称他为“小牧师”。1927年，宋尚节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得到化学博士学位。接着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经历到圣灵的浇灌。那时协和神学院是自由派，他逢人就传福音并警告神学院的讲师要悔改，校长认为宋尚节发疯了，于是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的193天中他把圣经读了四十遍。
1927年11月他乘船返回故乡。当中国的海岸线渐入眼帘时，宋尚节衡量他的选择。有化学博士证书在手，他可轻易在祖国取得大学教授的教席︔或是如多年前所许下的诺言，奉献为上帝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把手探入行李箱，找出八年来在美国所赚得的学历证书和奖状，他抽出博士证书放在一边，他知道这是父亲会引以为傲的一然后把其余的带到甲板上，扔入海中。当证书飘落海面，他满意地点点头。这是他向福音的委身。从此以后他没有事业、没有声誉、没有荣耀︔他人生的每一分钟都是为上帝赢取人心。当他登上岸时，不再是化学博士宋尚节，而是宋传道。
在接下来的15年里，宋尚节全心全意实践承诺，在故乡兴化开始传道，然后加入伯特利布道团，把福音传给东北、南北各省分。有人估计这布道团在第一年里就接触了超过40万人。几年之后，宋尚节决定离开团队，作个独立、巡回的布道家。1935年起，宋尚节把传福音的禾场扩展到更远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印尼和台湾，曾五次拜访东南亚。这些国家的众多教会都把属灵复兴归功于宋尚节。他激烈的讲道方式重锤出击，对付罪恶不留余地，绝不含糊。对他而言，「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祷告是不足够的，他挑战听众为特定的罪行悔改，并且加以改正。他的讲道常让许多人羞愧地流泪，公开承认罪行。在某些教会里，他甚至指责教会的领袖和牧师，强调他们也犯了罪，不惜得罪他们。他也以戏剧和表演天分闻名。除了用自创比喻和分享真实故事来说明其重点外，他也会亲自扮演圣经人物的角色。有一次他甚至把一副小棺木放上台然后自己跳进去，以此强调财富不能拯救人脱离死亡。他的讲道也常常会以唱诗或祷告来做结束。
「一根蜡烛两头烧」的生活方式对宋尚节的健康造成影响。肠结核使他身体衰弱，加上繁重的传道行程，他在1944年8月18日去世，享年只有42岁。在当时，他已得到「中国的施洗约翰」的雅号，又有人称他为「中国的约翰卫斯理」。许多人把亚洲的属灵苏醒归功于他孜孜不倦地事奉。有人估计，超过十万中国人因着他认识主，数以千计的人听了他的讲道和教导后，重新献身给主。今天，东南亚许多教会仍然对他的造访津津乐道，指出他的讲道如何复兴他们的社区，带领数以千计的人归向耶稣基督。
2. 王明道
王明道（1900年7月25日-1991年7月28日），北京人，20世纪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人物，主张基要派神学，重视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生活，反对自由派神学，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种种罪恶。
1900年7月25日，王永盛（王明道）出生在已经被义和团围攻了一个多月的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那里躲避了几千名前来避难的中国基督徒)。当时父亲王子厚携着怀有身孕的妻子和长女，由于义和团攻击猛烈，使馆区岌岌可危。王子厚唯恐落入义和团手中，撇下母女二人和尚未出生的孩子，在花园中自缢身亡。庚子之乱结束以后，其母带着姐弟三人艰难度日。在动乱中的孤儿寡母欲谋生计实在不易，王明道童年时经常忍饥挨饿，故身体孱弱，经常生病。在其生长的大杂院里，皆为社会下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故其从小就体会到社会丑陋及人心之险恶，从而也造就出他嫉恶如仇的性格。
王明道当时所处的年代正值内忧外患，他怀有一颗爱国心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一心想成为一个政治家，救国救民。但不久他内心强烈感受到神的呼召，他的内心经历痛苦挣扎长达三年之久，因为要成为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和成为一个“卑微的”传道人，这两者间毕竟相去甚远。1918年6月的一场大病，几乎夺去他的性命，当时他唯有向神悔改以求得医治。他说：“如果我的病不能痊愈，我承认我应该死；但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再不敢抗拒神了”1920年夏天，王明道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野心，顺服神的呼召，决心以“明道新民”为己任，做一个“人心改革家”，拯救人的灵魂。此后，他改“永盛”之名为“明道”，意为“愿神用我在这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1925年初，王明道在自己家中开始了家庭聚会，亦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道。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去过全国二十四个省，在三十多个不同宗派中讲道。
王明道嫉恶如仇，放胆直言。他最认同耶利米先知，因为耶利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斥责罪恶，也同时攻击那些假先知。王明道攻击最多最猛烈的，是那些受西方自由主义神学影响的“不信派”。他在教会路线上强调，“教会是重生的团契，所以要生命改变的人，才可以行浸礼”。因此，从1933年到1949年十几年里，他牧会的基督徒会堂受浸信徒总数不过570多人。王明道认为教会要尽量地简朴，因此他的聚会没有诗班，没有牧师，不搞募捐，不传奉献袋。也不庆祝圣诞节，他认为庆祝圣诞节是没有意义的。不随便请外人来讲道，不参加社会关怀，不参加教会的合一运动。他主张政教分离，在日本统治时代他拒绝参加日本组织的”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 ，1950年代，他也拒绝参加三自教会，因此受很多恐吓跟灾难。
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共产党接管政权。在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教会内部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控诉运动，控诉“帝国主义传教士，及其在中国教会的代理人”。西方传教士被全盘否定，中国各教会和机构的领袖和传道人多遭批判和整肃。王明道坚持两条基本的原则：
–神是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上的一切权威都出于他。信徒因为顺服神，所以顺服地上的掌权者。
–政治与宗教分立，不应彼此干预。他指出：“掌权的人所发的命令如果与神的旨意不相冲突，我们应当为顺服神的缘故而服从他们；但他们的命令若与神的旨意不合，我们便只能顺从神，却不能顺从人了”
他称三自为“不信派”“犹大的门徒”，并且坚决拒绝与他们合作。分别与吴耀宗和丁光训等三自领袖进行辩论，坚持“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的立场。1955年8月7日主日崇拜聚会上，王明道最后一次讲道，题目是“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夜凌晨，王明道与妻子刘景文被捕，控以反政府的罪名。
起初，王明道被判刑十五年。由于惧怕被枪毙，王明道竟否定了自己所坚持的信念。1956年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特别集会上，王明道作了题为“自我审判”的检讨，承认自己是一个犯过许多罪的反革命分子。之后，王明道获得释放。在释放前，王明道签署了一份悔过书并立功赎罪计划，保证出狱后，带领基督徒会堂参加三自爱国运动。
由于严重的精神折磨与摧残，获释后的王明道精神几近崩溃。他时而说自己是彼得，曾多次否认主的名；时而说自己是犹大，出卖了爱他的主。无时无刻不受着良心的谴责。一年多后，他的精神渐渐复原。最后在良心的催促下，他与妻子自动走进公安局，否认先前的悔过书，否定所加给他的罪名。1958年4月，夫妇二人再次被捕下狱。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9年11月，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政府决定释放王明道。但当他看到释放证上注明他是反革命罪犯时，他不肯走出监狱。他坚持说：“在上帝面前，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在国家的法律面前，我从未犯过任何罪。”
1979年12月29日，山西省监狱当局使计，叫他搬到监外三间房居住，如此将他诱骗出监狱。1980年1月，其子王天铎赶去山西，将他接回儿子家同住。至此，为了信仰和良心的缘故，王明道共度过长达近二十三年的牢狱生涯，其妻刘景文也付上了十八年的牢狱代价。
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在香港宣道会滕近辉牧师的陪同下，特地到上海看望了王明道。在讲述受苦经历时，王明道引用启示录2：20节的话“你务要至死忠心”。
1991年7月28日早晨，王明道为主耶稣基督忠心至死。
3. 倪柝声
倪柝声（Watchman Nee， 1903年11月4日－1972年5月30日），是少数在西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华人基督徒。他将中国基督教新教早期福音的性质转为追求属灵生命经历的阶段。他写的代表著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属灵人》对很多基督徒产生重要的影响。
倪柝声的祖籍为福州，出生在广东汕头。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叫“述祖”，即“光宗耀祖”之意。但他信主后，即改名为“柝声”。“柝”，即当时更夫手中敲打的梆子，“柝声”，即唤人警醒的“更梆之声”。他以此明志，要做一个时代的晨更守望者，以唤醒世人沉睡的灵魂。倪家是福州地区最早皈信基督的家庭，到倪柝声这一辈已是第三代基督徒。其祖父倪玉成是美国公理会的牧师，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为闽北三大名牧之一。
倪柝声从小就表现出其过人的聪明才智，调皮、好动的性情，以及组织与领袖才能。1916年，他进入英国圣公会所创办的福州三一书院（ Trinity College）初中部读书。1920年非基运动和教会内的一些现象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些“牧师”和“基督徒”。直到他参加了女布道家余慈度女士的布道大会，他的生命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倪母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每天热衷于梳妆打扮，沉溺于打牌等享乐。在余慈度布道会前不久，因家中她所珍爱的一只花瓶在孩子们玩闹中被打碎，她错误地认定是倪柝声干的，并且在怒气中重重地责打了他。但就在这次布道会上，她深深地被余慈度的讲道所打动，回家后，她放下长辈之尊，抱住儿子痛哭，真诚向他认罪悔改。此举让倪柝声大受震动，心中不禁纳闷是什么力量使母亲发生如此之大改变。于是第二天，倪柝声随母亲一道前往布道会聆听余慈度的讲道，因圣灵作工，他内心大受感动，悔改认罪，真心接受基督，并决志放下一切，立志做个传道人奉献自己来跟从主。
倪柝声在三一书院时，热心向同学们传福音，领人归主。他还把许多同学的名字一一列在自己的本子里，每天为他们祷告。因此他被人嘲笑为“传道先生”。但他不以为意，继续祈祷传道不止。结果，到他毕业时，在他所列70名学生中，除一人外，其他皆受感归主。对倪柝声灵命成长影响最大的当属来自英国的自由传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不久，倪柝声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如王峙和王载兄弟、王连俊、缪绍训和陆忠信等人，他们不仅仅在学校内传福音，还经常敲锣打鼓地到街上去布道、唱诗及散发福音单张。自1922年起，他们在王载家里开始了定期的祷告和查经聚会，并且举行“擘饼”聚会以记念主耶稣的受死。因人数不断增多，以致王载家容纳不下，他们就在福州租了房子作为聚会场所。
1924年，由于在教会观与教会实践诸多方面的看法不同，倪柝声与王载分手，各自按着自己的领受，走上不同的事奉道路。倪柝声离开福州，分赴中国各地主领奋兴聚会，并且还到南洋和日本等国布道。1926年倪柝声不幸染上严重的肺结核，在无锡卧床休息静养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教会历史上属灵伟人的著作，特别是那些神秘派、敬虔派和弟兄会的属灵作品，酝酿出的第一部著作《属灵人》。1927年底，倪柝声来到上海，与同工李渊如、汪佩真和祝康宁等人在汪佩真家中聚会。在倪柝声领导下，聚会人数迅速加增，于是他们就在哈同路文德里租了房子开始聚会，称“基督徒聚会处”。倪柝声坚持建立不属任何宗派一地一方的教会，设立不受薪，完全“过信心生活”的使徒，使徒的责任是宣道和建立教会，而各地方教会则由长老来治理。受其影响，许多信徒脱离原来的宗派教会，加入到地方教会，因而引起一些西方传教士以及宗派教会的不满，甚至称他们为“偷羊者”。
由于倪柝声无论是在解经、组织与领导能力上都十分杰出，无人望其项背，他在国际、国内声望日隆，聚会处各项事工发展蒸蒸日上之际，却在四十年代“生化药厂”的问题遇到打击。倪柝声之弟倪怀祖为化学家，创办生化药厂但不擅经营管理，于是倪柝声就接下了经营药厂之责任，渐渐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事业上，教会事奉的时间就越来越少，造成教会同工和信徒对他的不满与疏离，上海聚会处的几位长老于1942年底决定革除倪柝声的会籍，倪柝声将此视为神的管教而默认接受，停止了一切事奉，且一直没有参加任何地方教会的擘饼聚会。
1948年4月，倪柝声重新回到上海聚会处，在众长老面前，他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败，受到众人的接纳与欢迎。此前此后，倪柝声推出“耶路撒冷模式”，使徒握有更大的权责以及强调会众对教会权柄的绝对顺服；同时他推行“福音移民”的主张。所谓福音移民，就是有计划的派遣成批的同工或信徒，去福音未达之地，拓展新的领域，建立教会。倪柝声宣讲“交出来”的信息，倡导信徒依“耶路撒冷模式”把一切都交出来，供使徒们调遣使用，倪柝声首先把生化药厂交出来，作为教会公产，福州和上海教会的同工与会众纷纷把自己的工厂和产业交出来，教会的财产因之剧增，在教会中造成很大震撼，也造成一些地方教会的反感和分裂。1949年聚会处信徒人数达七、八万人，占全国总基督徒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一阶段可谓基督徒聚会处的黄金时期。
1948年共产党将要接管政权似已成定局，倪柝声与其同工们面对教会可能遭遇的困难已做最坏的准备，指派一些同工移居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国家。1950年中国政府开始土地改革，倪柝声和主要同工发动信徒32782人签名，要求保留聚会处在鼓岭的房产土地，但倪柝声基于教会要在新政府取得'合法'地位和宗教自由的考量下，没有经过众人同意，擅自决定把3万多人的签名作为教会决意加入三自教会的签名。1952年4月，倪柝声在去往东北处理生化药厂事务途中，被公安人员逮捕。被捕后并未被立即判刑，直到1956年6月，他才以多项政治和经济罪名被起诉。在正式宣判之前，由宗教局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组织发动各教会信徒对倪柝声进行控诉和批判，上海以及全国各地聚会处凡不妥协的负责同工系遭整肃或监禁，聚会处教会遭到沉重的打击。1954年底，上海聚会处正式表示，要改变倪柝声参加三自的决定，退出三自并宣布再次革除倪柝声会籍。
1956年6月21日，倪柝声被作为所谓“倪柝声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在全国各地举办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揭发其在政治上和个人道德（玷污二位女同工和生化药厂的财务问题）的罪证。到1967年十五年期满之时，倪柝声没有被释放。直到1972年6月1日，经过二十年的牢狱生涯之后，有消息传出，他死于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当其亲属前往农场善后时，该农场官员向她们出示一张发现于倪柝声枕头下的字条，上面写着：“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类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因信基督而死。”
1949年李常受被派往台湾发展事工， 15年内拓展至四万多人，自六0年代末期开始，教会分裂导致许多主要同工（如美国的江守道、王国显、香港陈则信、台湾的林三纲、邵遵澜等）脱离李常受主持的聚会所，成为独立教会。
参考资料：圣经简报站；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灵命日粮梁家麟「福临中华」；李亚丁「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中华福音神学院教牧博士论文庄百亿着「倪柝声事奉生命中的缺失对今日传道人的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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